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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务为治”

  “务为治”

  ——读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

  【读史札记】

  司马迁是我国闻名历史学家,二十四史中的第一本,就是他撰写的《史记》。着实,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(约前165—前110年)也是一位历史学家,其辞世时曾对司马迁说:“余先,周室之太史也;从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,典天官事。……今汉兴,国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逝世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载,废世界之史文,余甚惧焉!汝其念!”即吩咐司马迁承袭他的奇迹,写好史乘。

  虽未能完成一部史乘,但作为史官,司马谈打仗了官府大年夜量文献,积累了大年夜量资料,为《史记》的撰写供给了必然的根基,《史记》中《刺客列传》《郦生陆贾列传》等篇的赞语,也由司马谈所作。

  司马谈的学术渊源

  论及司马谈,人们说得最多的照样他那篇《论六家要旨》。这篇文章只有千字阁下,但在中国学术思惟史上有侧紧张意义。可以说,司马谈能写出这篇翰墨,一是由于他的学识,二是渊源有自。

  就前者而言,司马谈年轻时曾随当时闻名天文学家唐都进修天文历法常识,又从大年夜学者杨何学《易》,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。作为太史令,他掌记录、汇集、保存文籍文献之职,这使他博学而多识,较之他人更多地懂得历史上各家各派的前因效果。

  就后者而言,对昔人的思惟学说进行梳理、总结,在当时也是一种传统。比如战国时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《解蔽》等篇中,庄子在《世界》篇中,对当时的一些思惟学说都有评论,并借以阐释自身思惟。司马谈在这一根基上有所立异:

  第一,司马谈考镜源流,更自觉地对以前的思惟学说成长做整体考察和梳理。“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,乃论六家之要”,即提醒时人切忌因肴杂源流而学错悟错。是以,他根据自己的梳理,把思惟学说分为“六家”。在此之前,荀子、庄子等只是直接对某一个或某几小我的学说进行评论。而司马谈根据“要旨”来分“家”、概括不合思惟学说,开启了后世学术分类的紧张措施。

  第二,司马谈“论六家要旨”的详细目的也与荀子、庄子等不合。荀子评论他人的思惟时老是说其“有所明”“有所蔽”,在这一点上司马谈与之类似,但荀子分外强调“一家得周道,万世不易吾言”,这个“一家”便是儒家,可以穷尽、席卷所有真理,且不会改变。庄子品评“道术为世界裂”,对当时的世情和学术都抱着失望立场。司马谈当然也有自己崇信的学说,便是平日所说的“黄老之学”,但就他对其他各家的取舍来看,此中又熔铸了他所认可的各家之长处。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特征是适应汉武帝时期“国内一统”的状况的。是以,开篇便引《易传》“世界同等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之说。虽然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但从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,此中所肯定的那些不雅点和主张,仍在影响着历史成长,而不是某个伶仃的学派在发挥感化。就此而言,可以说司马谈眼光如炬,令人叹服。

  《论六家要旨》对六家的评判

  评判得有标准,这是思惟学术自觉的体现。司马谈评判“六家”的标准是什么?他觉得:“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,直所从言之异路,有省不省耳。”一是指出各家必是“务为治者”,是为了平治世界的;二是强调区分“省”与“不省”,即简约易行照样繁缛难行。对前一点,今人少有留意,但在笔者看来,这却是中国思惟学说的一个极为紧张的特征。《庄子》中论及,战国各家都“思以其道易世界”,但这只是征象性的描述。司马谈明确把“务为治”作为衡量一个思惟学说有无代价的重要标准。此前的学说或不止“六家”,但因“务为治”而有代价者,其他无足论也;此后中国几千年的思惟学说不知凡几,传布下来影响世道民心者,大年夜都是“务为治”而有所见者。实际上,有所成绩的思惟家也是自觉把“务为治”、经世致用作为立言宗旨的,以是张载的“为寰宇立心,为一生易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宁靖”,至今仍被人传颂。

  “务为治”不是空谈说,而要落其实简便易行上。这才有了“省”与“不省”的问题,也就有了对“六家”的详细评价。下面稍加列举,不详细申诉,大年夜致可以懂得这“六家”的思惟“要旨”。

  对道家之外的五家,他作了如下肯定:阴阳家“序四序之大年夜顺”,体现为遵照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”的自然规律;儒家“序君臣父子之礼,列夫妻长幼之别”,反复申明伦理等级弗成变易;墨家“强本节用”,客不雅效果是“人给家足”;法家“正君臣高低之分”,强调“尊主卑臣,明分职不得相超越”,掩护等级轨制;名家“正名实”,可以赞助人主“控名责实,参伍不掉”。对五家肯定的详细内容并不相同,但都是他认可的精练要约、简单易行的相符“省”的内容。

  而他对五家的品评是:阴阳家“大年夜祥而众忌讳,使人拘而多所畏”;儒家“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”,“《六艺》经传以切切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昔时不能究其礼”;墨家“俭而难遵”,包括“堂高三尺,土阶三等,茅茨不翦,采椽不刮;食土簋,啜土刑,粝粱之食,藜藿之羹,夏日葛衣,冬日鹿裘;其送逝世,桐棺三寸,举音不尽其哀”等;名家“俭而善掉真”,“苛察缴绕,使人不得反其意,专决于名而掉人情”;法家“严而少恩”,“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”。除法家外,各家短处虽有不合,但共性是繁琐繁杂,难以遵行。

  总之,司马谈所肯定的那些思惟和主张,是中国此后两千年中统治者管理国家大年夜致所遵照的,满意了农耕社会和宗法轨制的必要。值得关注的是,他没有品评道家,相反有不少表扬,并把所肯定的那些思惟和主张安置在老子所说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根基上。他指出,道家之说“其辞难言”,而做起来却较轻易,强调因事而制宜。由此也可看出,在司马谈那里,“务治”才是根本目的。

  余论

  《论六家要旨》揭示了中国思惟学术的一个精良传统,即“务为治”。要分外指出的是,对“务为治”不宜作狭隘、僵逝世的理解。司马谈所理解的“治”是得当他所处社会的,遵照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”的自然规律,考究“君臣父子之礼,夫妻长幼之别”。他品评名家“苛察缴绕,使人不得反其意,专决于名而掉人情”,侧面注解了统治者“控名责实”的必要。且颠末春秋战国之乱,盼望稳定的百姓庶夷易近也不爱好那些貌似诡辩的言辞。司马谈的不雅点无疑反应了时民心态,也带给后人一些思虑。事实上,名家还涉及名学诸多问题,比如“鸡三足”命题,看起来是诡辩,着实涉及观点的相对自力性问题。人的熟识本身是一个相对自力的观点系统,有其自身规律性。比如舆图中的经纬线、等高线等,是人们创造出来以更好熟识地球的帮助对象,它们当然不能离开地球的实际样子,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对象完全无用,事实上,本日我们熟识天下时也在创造、借助着各类观点系统。是以,名家的不雅点不必然都对,但钻研这些问题本身并没有错,不能只看到其“苛察缴绕”对现实政治的消解感化。汉代今后名家鸣金收兵,可能便与司马谈那个期间的熟识有关。中国传统思惟学术博大年夜博识,各家学派学说,各有偏重优长,要有阐发,有辨别,有综合,有成长,“时变是守”,才能有益于世道民心。这也是《论六家要旨》树立的一个好传统。

  (作者:余新华,系中国历史钻研院党委副布告、《历史评论》主编)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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